为深入探讨中国建筑事业在过去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传承和弘扬中国建筑文化。2024年5月11日下午，朱学矩老师和7名23级历建班的同学在B栋教学楼210教室举办了一次小型读书会。
所读书籍是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编辑、天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建筑中国六十年（1949-2009）》，此书一共分为事件卷、机构卷、作品卷、人物卷、评论卷、遗产卷、图书卷七卷，而本次读书会则是围绕遗产卷进行研读。
读书会一开始，朱老师先介绍了本书基本信息：“六十年”指的是1949-2009年，故本书中包含的建筑都是中国现代建筑。而后，朱老师又介绍了本书的指导单位—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以及叶如棠、吴良镛院士、张锦秋院士和齐康院士等顾问。
随后，来到本书的序，通过一组60年来总人口、人均GDP、粮食总产量和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等对比数据，可以看出这60年是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60年，攻坚克难的60年，硕果累累的60年。利用60年大庆的契机，《建筑创作》杂志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天津大学出版社通力合作，推出了建筑中国60年系列丛书。丛书具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所以说“建筑60”系列可以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说:“人类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而丛书的编辑强调“不去寻找60年与建筑设计相关的最喜之事、最痛之事、最悲之事、最无端之事、最扑朔迷离之事，而要总结那些60年来最可引发思考之事，最可代表建筑界社会贡献及影响力的事件，并从中汲取今日方向”，希望社会上各行业更关注建筑,扶植建筑,爱护建筑,传播建筑,从而为我国的建筑设计行业在国内外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盛世修史。历史关系到民族之生存、治国之需要，以至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历史又是精神的宝库、智慧的源泉。但历史认识本身又具有时代性、间接性、相对性,人们依靠自己的经历理解历史,对历史有选择地吸收，所以列宁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没有止境的接近。”在60年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前进道路上也充满了曲折、反复和挫折,我们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道路上前进的。记得1989年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总结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历史教训时,提出了三点：频繁的政治运动延误了我国的发展进程；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反而欲速则不达；人口迅速膨胀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接着，开始研读由殷力欣和路伟编写的《1949年以来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概说》。
文章列举了阿房宫被纵火焚毁和迦太基城被无情摧毁等一系列因人为或自然的突发事件而遭灭顶之灾的建筑杰作的事件。可以看出似乎人类自有文明以来，与创造文明相形相伴的,是毁灭文明。也正是在创造文明与毁灭文明的相形相伴、周而复始中,人类逐渐认识到:保护文明与创造文明是同等重要的。而且应当承认，率先明确保护文明成果的理念始于西方。中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起步晚于西方。
朱启钤等1929年创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建筑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中国建筑历史学科正式成立。
（1）中国建筑在近现代的进程
纵观1840-1949年的中国建筑在近现代的进程:
一方面，由于西风东渐，固有建筑文化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质疑,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传统建筑不再被视为“雕虫小技”而为知识阶层所轻视，而是以科学方法对其重新审视,使之成为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因经济建设和战乱,大量的古代建筑遗存被毁。另一方面，在中国营造学社等的努力下, 一大批建筑瑰宝被重新发现，而古代建筑典籍《营造法式》也在沉默了1000年之后重新成为中国建筑学的理论基石。
（2）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挫折
60年来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遇到了如下挫折：
1.建国初期，政治思潮呈“厚今薄古”态势，要求文物保护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让路，致使大量古建筑被毁。
2.十年“文革”(1966-1976年)期间,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达到空前高度，历史建筑的损毁也达到了空前。
3.1957-1976年,由于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失误，梁思成、刘敦桢、陈占祥等先后受到不公正待遇，各教学、科研机构等单位人员下放、资料散失，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对事业的发展，乃至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学术思想的传承，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4.文革”结束至今，由于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的认识水平滞后，各地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仍时有破坏古物事件发生。致使长沙中山纪念堂、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济南火车站、北京华侨大厦等大批近现代优秀建筑短命夭折。
文章还列举了一些重大的学术成果。回顾60年来涉及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有关高校建筑学院和研究机构都以“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建设承担起了中国建筑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例如: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身为梁思成先生创立的建筑系）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原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综合69年的工作，仅依笔者管见，可列举13项阶段性成果：
1.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2.梁思成著《〈营造法式〉注释》
3.梁思成、陈占祥著《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决议》
4.陈明达著《应县木塔》
5.刘敦桢著《苏州古典园林》
6.贺业钜著《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
7.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
刘致平先生《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一一城市,住宅,园林》
8.王其享主编《风水理论研究》
9.高履泰译《建筑十书》
10.李允《华夏意匠》
11.《中国近现代建筑总揽》
12.《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
13. 陈明达著《营造法式大术作制度研究》。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对1949年以来的新建筑经典预测：
（一）理想主义的建筑时代（1949-1976年）
在1952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建筑工程会议上提出了国家的基本建设方针：国防第一,工业第二,普通建设第三，一般修缮第四，并提出建筑设计的总方针 —适用、坚固安全、经济,适当照顾美观。
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一些建筑带有现代主义建筑的痕迹。因为：相对于西方古典主义、折中主义建筑的华丽、繁复和中国传统建筑在功能上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主义建筑的某些特点是很适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的。
理想主义建筑活动初期（1949-1957年）
此期建筑可分为三类：风格朴素的住宅建筑、一般性公共建筑与行政用房。
理想主义级建筑的巅峰时期（1958-1966年）
此期的建筑精品，多是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理想主义建筑的尾声（1966-1976年）
（二）多元化的建筑时代（1977-2009年）
拨乱反正中的建筑业（1977-1990年）
多元化的建筑局面（1991-2009年）
随后，又继续研读单霁翔编写的《启动20世纪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文章提到了1978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的7.8级唐山大地震。这次地震因发生在工业城市，人口稠密，损失十分严重。唐山市区建筑物基本倒塌或严重破坏，24万多人死亡，16万人受伤。为了准确记录下这一震惊中外的自然灾害现象,国务院将唐山大地震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河北理工大学图书馆遗址、唐山机车车辆厂遗址和唐山十中遗址等三处地震灾害遗址，均位于震中附近，具有代表性。
20世纪遗产形成于过去，认识于现在，施惠于未来。保护20世纪遗产要具有前瞻性,目光放远。例如，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61年，北大红楼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以北大红楼为依托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向社会开放，成为全国唯一集中研究、收集、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博物馆，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基地等发挥着特殊的作用。20世纪遗产展现着百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难忘历程，对于今天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独特贡献。例如，大庆第一口油田也作为石油会战的历史见证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重要象征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章又说道“保护和维修有利于延续建筑寿命,对于任何时代的文化遗产都至关重要”。中国美术馆和北京饭店西楼，均是戴念慈先生的建筑设计作品，处于城市的重要街区,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两座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初，分别遭遇不能正确进行维修的尴尬局面。一是在中国美术馆的内部改造工程中,使用者坚持将原建筑设计中用于自然采光的窗户封闭,改为室内灯光采光。戴念慈先生则认为，经过妥善处理，自然采光也能符合现代美术展览要求，而封闭窗户将造成人们对建筑形式与使用功能之间的误读，希望充分尊重原设计方案。但是这一要求未能得到采纳。二是在北京饭店西楼的室外装修工程中,同样在未征求设计者意见的情况下,将暗红色的建筑外墙色彩，擅自改为浅粉色。对于设计者深入思考该建筑与相邻建筑之间、与附近长安街上的红墙之间，保持良好色彩关系的良苦用心，也未能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对老建筑最有意义的保护是找到它‘再利用’的方式。”这是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荣誉奖的加拿大建筑师P.M.歌德史密斯(P.M.Goldsmith)广泛强调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正在实践中成为一种共识。与青岛栈桥隔海相望，始建于1934年的兰山路1号礼堂，如今已是享有盛誉誉的音乐厅；几街之隔，位于大学路7号的红十字会旧址,成为书画爱好者向往的美术馆；正在筹建的小提琴博物馆，选址意向已经锁定在20世纪建筑之中，而青岛建筑博物馆也希望在20世纪遗产里寻找发展空间。
保护与传承人类文明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保护好20世纪遗产，我们才能交给20世纪以及未来一份完整的答卷。
然后，接着研读由陈明达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
先介绍了中国建筑史的渊源：历代营建城市、官府、陵寝等工程既频繁又庞大，故均设有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掌管其事(周代属司空、汉代有将作大匠、宋代有将作监、至清代属工部。从事此职业者，或称为匠，或称为工,又按所专名为某工。唐末五代时从木工中又分离出“都料匠”，其业颇类近现代之建筑师)。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帝王常颁布关于营造的法令,如唐代的“营缮令”、“名堂令”，又有各种为供行政管理所需而制定的官书,尤以宋代《营造法式》(1919年重新被发现于江苏省图书馆)几可称之为宋代建筑学的专著。
中国建筑史研究真正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事件,还是应首推1929年朱启钤氏邀集同好、私人集资组成中国营造学社。
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先后于1931年、1932年来到营造学社,学社遂分文献、法式二组。
这个编史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历来研究成果的大检阅,肯定了成果,也提出或发现某些研究不足或空白遗漏之处,即1980年版《中国古代建筑史》卷前说明中指出的:
“全书偏重于记述,对源流变迁的论述还不够;对建筑的艺术方面比较侧重，对建筑的技术方面则注意不够;限于史料，对某些历史时期的建筑活动的论述仍属空白等等。这些正是今后编写建筑史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再然后，朱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几位“中国遗产建筑的守望者”：
郑孝燮（xiè）
谢辰生
罗哲文 
陈志华 
楼庆西
最后，师生共同浏览了书中列举的建筑实例：
总之，这是一部以建筑的名义向新中国60年华诞致敬的大型系列出版物,它不是一套类似于建筑师随笔的个人情绪化的“小书”,而是集中反映“建筑中国60年”历程中的记忆、语言、文字、图片等精神财富的“大书”，不仅反映了建筑随时代变迁的发展，更可成为珍贵的建筑记忆及“教科书”，也可看到中国一代代建筑师不无坎坷、在艰难中奋进的身影。